谈艺人站台争议

吃咸鱼，的确要抵得住渴
――插一脚浅谈艺人站台争议

作者／庄迪澎专栏 Apr 25, 2011 11:54:51 am

【寒蝉有声／庄迪澎专栏】砂拉越州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但是选战的硝烟却波及选战期间为执政党造势晚会站台演出的艺人；虽然我很怀疑，网民号召抵制张栋梁、林宇中及光良的作为能有多大成效，但是它引起议论至少有以下两个意义：

一、启发我们思考，艺人与政治活动的关系，以及为何艺人总是作状政治中立但又经常选择站在权力的那一边，而不是另外一边。

二、作为当头棒喝，警惕对政治淡漠甚或无知（唐南发语）的艺人，涉足政治活动之前应该三思，毕竟政治攸关公共事务，必有可能遭人置喙。

号召抵制及非议这三名艺人的网民和批评者确实未能很好地申论观点，这在意料之内，毕竟以马来西亚的情况而言，若非长期写作与阅读，能以文字书写层次分明地表达见解之人，确实不常见。其次，电脑虽然使得人们技术上更方便写作，但互联网文化却又养成现代人写不完整句子和短文的习惯。这是号召抵制者吃亏的地方。

站台演出不是纯粹娱乐

艺人为国阵站台演出招致非议，有两个因素不能忽视，但在批评批评者的文章里，似乎忽略了。

第一个因素是“场合”。我国艺人到执政党场合作秀，即使不说司空见惯，也不是第一次了；倘若张栋梁等人是在政党的党庆或他们举办的慈善筹款晚会演出，估计不至于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应。反之，这次是在州议会选举的选战期间，为政党的造势晚会演出所产生之意义不同。

朝野政党在选举时举行“变相”的群众大会（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在1978年以国家安全理由禁止群众大会），一来是要向选民介绍候选人和传达政见，争取支持，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第二个目的：造势“催谷”人气，期许产生“乐队花车效果”（Bandwagon Effect），让那些缺乏自信心和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害怕被冷落的人在最后一分钟靠向选情看俏的一边。

在野党的造势晚会人头攒动，甚至万人空巷，而执政党的造势晚会却门可罗雀，几乎是近20年来的大选的常见场景。执政党的造势晚会总是叫卖官方样板文宣，吹嘘政绩如何出色却无法回应贪腐与管理不当，不叫座是预料中事，而安排载歌载舞的演出则成了吸引人潮的不二法则。换言之，不管是收钱演出，还是免费奉送一晚，站台演出的艺人都是执政党用以聚众的工具。

因此，艺人站台演出就不能看成纯粹的娱乐观众而已，那是自欺欺人之说辞。既然造势晚会的目的是要借助人气与声势影响游离选民，艺人站台演出又能产生聚众效果，意味着他们的出现亦将影响选情。再说，艺人为政党站台确实如谢伟伦所说是“商品代言”行为，而广告代言之职能不正是推销商品，其预期目的不恰恰是促成消费者选买它们推销的商品吗？换言之，艺人站台演出本身（per se）就是助选行为，即使他们只唱歌没有开口拉票。

艺人应接受公众监督

第二个因素是艺人和消费人（包含他们的粉丝）之间的权力关系。厂家总是找人气旺的名人代言拍广告，甚至愿意花上百万元请来所谓的“巨星”或“偶像”，在兹念兹是这些代言人有说服消费人和粉丝去消费商品的影响力。广告促成消费的过程中，就存在着代言人与消费者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权力关系（即使不说宰制与被宰制），演艺圈“偶像”在公共场合有不良示范时会招致批评，乃因为社会认定他们的不良示范会导致粉丝跟随模仿。

既然艺人具有影响公共行为的能力，而且也在行使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和大众媒体一样具有公共性――尽管他们大可以“政治白痴”自嘲。代言艺人影响粉丝消费商品，与大众媒体影响阅听人接受某种言说，两者的权力关系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是相似的。以“道德审判”批评批评者，比较适用于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私领域之事，否则，对“媒体”沦为“媚体”的批评，对所谓“名笔”向权贵阿谀奉承的批评，以及对学者沦为党师的轿夫等等，都要沦为一种对“个人选择权”的“道德审判”了。

对“泛道德化”的批评与戒慎，不应走向“泛去道德化”的另一个极端。既然艺人站台演出可能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左右国家由谁执政及公共政策的可能变化，公众要检验艺人抱持何种态度及何种立场站台助选，应是可以行使之权利。况且，批评者不是权力机关，没有动员恶法令艺人噤声之能力，彼此又都有近用互联网之便利与能力，艺人并无被剥夺答复权（张栋梁在面子书回应就是例证），以致于成为所谓“道德审判”的沉默受害者。而且，就身份地位、财力与资源而言，他们甚至比这些网民享有更大的便利与优势近用媒体回应批评（虽然我怀疑，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台湾，张栋梁的态度可能会比较谦卑）。

艺人为国阵助选站台或是跃登竞选广告人头，没有选择、身不由己或需要赚钱养家吃饭之辩解，用在唱一场秀可能就赚了许多家庭一个月收入的艺人，并无说服力。吃咸鱼，的确要抵得住渴，艺人也不例外。

庄迪澎是《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